玄奘译场职司的探讨
翻译通常被认为是个人行为，然而集体分工协作早已有之。在我国，古代有佛经译场，清朝有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现代有中央编译局，翻译组织的分工协作完成了许多个人无法完成的大型翻译工程。在我国，佛经翻译史长达一千多年。译场的职司与翻译过程的各个要素紧密相连，其研究可以为现代翻译组织的建立和大型翻译工程的开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玄奘被公认是我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他翻译的经文数量最多，质量也是最高的，同时，在佛经翻译史上，玄奘译经时期是译场发展较完善的一个阶段。佛教界、哲学界、历史学界和地理学界的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玄奘译场进行了研究，在翻译学界，对玄奘译场的介绍比较少，而这些介绍又存在诸多疑问。
本文试图指出和回答这些疑问，并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奘译经文和竺徼定文中有关译场的记载为基础，参照佛教界、哲学界和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玄奘译场的职司，以期为翻译组织中集体分工协作的发展做出贡献。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证和归纳。
论文除了引言和结语，包括四部分。
引言介绍课题的背景和论文的组织，引导读者对玄奘译场有个大致的了解。
第一部分是对译场研究的简要历史回顾。首先分别介绍了八位学者对唐朝或玄奘译场的研究，然后对他们研究中的引述做了总结。他们的引述内容相似出处不同，或内容不同出处相似，比如：马祖毅、杨廷福、陈福康和任继愈的引述内容相似，但出处不同；汤用彤、任继愈和马祖毅都讨论了唐朝的译场，但内容不同；陈福康和杨廷福都说明他们的引述是关于玄奘译场，但内容和出处都不相同。因此，在集中讨论玄奘译场之前，有必要对这些引述的出处和内容进行考证。
第二部分主要集中在对几位学者的引述进行考证。为了回答以上三点疑问和避免不必要的混淆，马祖毅和陈福康的引述被作为研究对象，以赞宁、道宣和天息灾的记载为基础，参照任继愈、曹仕邦、杨廷福、汤用彤、王文颜和苏晋仁几位学者的记述，提出了四个问题，l、马书内容与赞宁记载不同。2、陈书也不同于道宣的记载。3、马书和陈书内容相似，但出处不同。4、马书和陈书的引述到底来自哪里?因此，考证分为四点：马书与赞宁的记载；陈书与道宣的记载；马书和陈书；马书陈书与天息灾述、任文、杨文、汤文。然而，考证结果并没有说明玄奘译场的组成，因此，玄奘译场的研究不得不转向古代原始资料。第三部分简要介绍了玄奘的生平和玄奘所在时期我国和印度的社会状况，以便于理解原始资料。首先，按照时间顺序叙述了玄奘的生平，包括幼年、出家、西行、归来和涅磐；其次，以佛教发展为主线，介绍了玄奘出生时的隋朝和译经时的唐朝的社会状况，重点在儒释道三教的发展和矛盾，同时介绍了印度当时的社会状况，特别是佛教在印度衰落的原因和结果；最后，介绍玄奘与唐太宗和唐高宗的关系，以及为了译经的顺利进行和经文的广泛传通，玄奘为获得皇帝的支持所做的努力。
第四章详细探讨玄奘译场的职司，这也是论文的重点和难点。我们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奘译经文的序文和竺徼定文中有关译场的记载为基础，参照其他学科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玄奘译场的职司。首先，简要介绍了研究中所使用的古代资料，然后从《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奘译经文的序文和竺徼定文中找出记载译场的八篇序文，并进行总结。其次，从经文部类、时间跨度、经文大小和译经地点四个方面，分析了八篇序文的代表性，即能否代表整个玄奘译场的情况。然后将序文的记载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译场初建时的分工进行对比，并考证职位“证文(质文、缀文、饰文)”，从而确定玄奘译场的职司。再次，得出结论，即总的来说，玄奘译场的职司包括译主、笔受、证义、证文(质文、缀文、饰文)、正字(字学)、监阅润色、执笔和译场初建时玄奘要求的守卫数名。同时从序文的记载可以得知，译场的职司随经文的不同而不同，因此“玄奘译场”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讲到译场时要指明经文的名称。最后，指出研究的两点局限和不足，即译场职司研究通常包括职位和职位所承担的任务，文中只探讨了职位，而没有涉及职位的任务；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探讨只是基于能够搜集到的资料，而还没有搜集到的资料将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内容。
结语部分总结以上研究，指出四个问题和不足，并对进一步的研究提出建议。
佛经;翻译;译场;玄奘;职司;竺徼定文;奘译经文
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邓红风
2006
中文
H059;B94
55
2007-08-07（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