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爱情隐喻差异及其理据的认知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以Lakoff & Johnson合著的Metaphors We Live by的出版为标志，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隐喻由传统修辞学中可有可无的角色陡然上升为一种普遍认知思维方式，。众多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认知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著述撰文，对隐喻的本质，分类，结构，工作机制以及特征等进行阐述。主要观点有：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概念隐喻在思维中最活跃，最具有创造力，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对象，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隐喻表达是概念隐喻在语言中的具体表现形式，是由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具有系统性，无意识性，不对称性等特征。根据概括程度不同可分为属层，种层：根据内容可分为方位隐喻，本体隐喻，结构隐喻。狭义认知语言学认为概念隐喻的构成具有体验性的基础，意象图式是体验的直接生成物，先于概念产生，也就是说，人类共同的身体结构，生理，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是概念隐喻产生的根源，正是人类身体结构，生理反应等的相似性决定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但同时还存在文化相对性一不同的文化模式引发概念隐喻的差异性。当然，与其它理论一样，以上理论也受到不少批评，其中Quinn等从人类学的角度认为隐喻的作用主要限于我们理解世界，是用以表达预先存在的文化模式，从而否认基本概念的隐喻性构成，没看到文化模式本身就是基于具体之上的抽象概念，其表达属不同域之间的映射。总之，认知语言学目前主要面临两大问题，一是论证人类抽象思维是否全部或至少部分是隐喻性的，二是概念隐喻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性。要探讨这些问题，途经是进行跨文化及语言的研究，本文就是在这方面的尝试。
第二代认知语言学认为，情感属于人类基本的概念范畴，本质上是抽象的，其语言表达和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隐喻这一普遍存在的认知工具来进行的。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认知语言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Fesmire 1994，Kovecses 1986，1988，1990，1991，Lakoff & Johnson 1980，Lakoff,1987，Lakoff & Kovecses 1987)，主要包括愤怒，喜悦，悲伤，恐惧，爱情，欲望，惭愧，吃惊等基本情感的概念化隐喻研究。例如，愤怒的源域有：容器里的高温液体(She is boiling with anger)，火(Her anger issmoldering)，疯狂(The man was insane with rage)等等，这些隐喻分别概括了愤怒意义的不同侧面，值得一提的是它们并没也不可能穷尽这一概念的方方面面，随着新隐喻的不断出现及其词汇化和概念化，用来表达该情感的源域也处于增加或变换之中。问题是用来映射各种情感的源域是否是各个情感概念所特有?它们之间是各自孤立，还是彼此联系的?研究表明(Kovecses 2000)：大多源域并非只限于某一基本情感域，而是跨基本情感域应用的，并且很多超越了情感范畴，应用范围扩展到其它的，更大的概念系统。譬如，HAPPY IS UP(We had to cheer him up．)，SAD IS DOWN(Hebrought me down with his remarks．)，既分别应用于高兴和悲伤基本情感域，又可进一步概括为GOOD IS UP 及 BAD IS DOWN等，而EMOTION ISFORCE(I was overwhelmed by happiness．) 隐喻又把各种情感隐喻串联为一个连贯统一的系统，并且与事件(Event)等概念系统相连。当然，也存在只适用于情感域的源域，不过为数较少。也就是说，隐喻概念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以各种方式与其它的或更大的概念体系相连，也即，隐喻概念系统只是人类一般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这一推论需要更多学科，更进一步的实证及理论支撑。本文通过爱情这一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人类情感的概念化的中英对比研究，试图对认知语言学的有关理论和问题进一步提供佐证和探讨。通过大量语料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中英爱情隐喻同大于异，这一点，在属层，表现得尤为明显，理据主要从概念的体验性进行了分析；不同主要体现在种层，譬如，隐喻爱情是两者的结合(LOVE IS UNITY OFTWO．．．)，在这一属层上，中英两种语言是没有异议的，但在种层上，英语使用的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的结合，而汉语则是两个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不同事物的结合来隐喻爱情；。也就是说，在概念化爱情时，中英处于上位的概念系统基本上是相同的，只是在具体化为某种事物时产生了差异。这一结论也支持了认知语言学的有关主张。
另一不同点是，中英爱情容器都涉及内脏，但英语只局限于“心”，而汉语则使用了“心，肝，肠，腔，隔膜等很多脏器，也即，汉语使用的内脏种类明显较多，而且，“心”作为爱情的容器在汉语中比在英语中重要性更大。综合来讲，汉语爱情表达突出阴柔之美，多借助于借喻(风，花，雪，月，丝，网等等)，从而更加委婉含蓄，英语表达则更大胆直接，更富阳刚之气，例如，在表达爱情的强度方面，古汉语更多地使用爱情是水的隐喻英语则更多地沿用爱情是火。我还注意到，现代汉语中不乏爱情是火的例子，这一事实提示我们：现代汉语中爱情是火的隐喻是外来的，与此相似的例子还有爱情是战争的隐喻。另外，与英语一样，汉语也有其独特的爱情习语形成的隐喻表达(月老，缘分，吃醋，等等)。
这些差异主要源自中英文化的不同。中国文化深受孔孟之道、阴阳理论、中医五行学说、民间传说、宗教信仰等的影响，汉语爱情隐喻也就不可避免的打上这些文化因素的烙印。另外，通过论证，文化差异的相对的性也得到进一步明确：文化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反映，影响并限制其语言对隐喻的选择，由于不同文化处于动态交流碰撞之中，因此，这种选择也反映在一种语言对另外一种语言隐喻的选择上，结果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种现象：有些隐喻在文化同化过程中更容易被另一种语言接受，借鉴，和沿用。
概念隐喻;爱情隐喻;隐喻理据;认知语言学
中国海洋大学
硕士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邓红风
2007
中文
H030
73
2007-09-03（万方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